疫情,如同一道突如其来的无形之墙，曾将高校与社会短暂而深刻地隔开，作为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南京大学，其入校管理政策在疫情期间的演变，不仅是一段特殊的校园记忆，更是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大学精神、公共安全与开放价值之间的复杂博弈，当“扫码”、“审批”、“核酸报告”成为进入这座知识殿堂的前提时，我们不禁要问：疫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重塑了大学与社会的连接方式？而当疫情的潮水逐渐退去，这道被加固的“围墙”，又该何去何从？
疫情暴发初期,南京大学与全国高校一样，迅速将物理空间的开放转为极度审慎，昔日可自由穿行的校园，瞬间转变为需要严格凭证方可进入的堡垒，这并非南大的特立独行，而是全球高校在面临重大公共健康危机时的必然选择，入校申请系统应运而生，它将复杂的健康核查、行程追踪与身份验证整合于线上流程，申请人——无论是返校学子、访学嘉宾还是必要的工作入员——都需要提交详尽的健康信息、旅行史，并等待审批，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是“非必要不入校”，其首要目标是斩断病毒在校园内传播的链条，保护数万名师生的健康安全，维护教学科研秩序的最小化运行。
当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逐渐常态化,其带来的“副作用”也开始显现，最为突出的，是大学“象牙塔”物理属性的回归与强化，大学，尤其是像南京大学这样的百年学府，其魅力不仅在于课堂内的知识传授，更在于其作为文化高地和公共空间的社会价值，鼓楼校区古朴的建筑、北园的葱郁，本身便是南京城市文化记忆的一部分，当市民、游客被一道扫码闸机拦在门外，当学术讲座、校园活动因严格的入校限制而只能以线上或极小规模进行时，大学与所在城市的文化血脉联系受到了阻隔，这种隔离，对于仰慕学术氛围的高中生、希望利用学术资源的校外研究者、乃至习惯在校园中散步的市民而言，无疑是一种遗憾，大学的社会服务和文化辐射功能，在安全第一的原则下被迫收缩。
更深层次的挑战,在于管理便捷性与开放精神之间的张力，线上审批系统无疑提升了管理效率，降低了人力成本，使人员流动变得可追溯、可控制，但这种“便捷”对于管理者而言，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路径依赖？疫情高峰过后，当公共健康风险已显著降低，是果断拆除这些临时性壁垒，回归“大学者，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之学府也”的开放传统，还是因为管理上的“省心”而倾向于保留部分限制措施？这考验着一所大学的治理智慧与价值坚守，过度依赖技术手段进行边界控制，虽能过滤风险，但也可能过滤掉那些偶然的、非计划的、却充满创造力的交流与碰撞——而这正是大学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后疫情时代,南京大学的入校政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调适期，完全回到2019年之前的无序开放状态既不现实，也无必要，但未来的方向，应当是基于风险评估的动态精细化治理，而非一刀切的懒政，是否可以建立分类分级的管理模式：在教学核心区和生活区维持必要的查验，同时将部分公共区域如广场、博物馆、体育设施在一定时段内向公众预约开放？是否可以利用技术手段，如分时段电子通行证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，有序恢复校园对社会的开放？更重要的是，大学应明确其开放性的核心价值，将便利管理视为服务开放的工具，而非目的本身。
南京大学入校申请的疫情叙事,是一部关于安全、效率与开放之间如何权衡的微型治理史，它提醒我们，大学的“围墙”既是物理存在，也是制度与观念的体现，疫情这面放大镜，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维持校园开放的复杂性与必要性，真正的挑战不在于如何筑起高墙以求一时的安稳，而在于如何构建一种兼具韧性、智慧与包容的开放新模式，当疫情的阴影最终散去，我们期望看到的，不是一个因过度防御而变得内向和封闭的校园，而是一个更能自信地拥抱社会、在互动中永葆活力的南京大学，因为大学的生命力，终究在于思想的自由流动与社会的良性互动，这道“围墙”的高度，最终将定义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象与格局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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