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成都旅客在南京机场被劝返”——短短一句话，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，激起千层浪，这不仅是疫情防控中的个案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面临的地域标签化困境，当成都因零星疫情被贴上“高风险”标签，当成都人的身份成为被特殊对待的理由，我们不得不思考：在防疫的天平上，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体尊严？这道难题，考验的不仅是管理智慧，更是社会文明的底色。
地域标签并非疫情时代的新产物,却在疫情防控中被赋予了新的威力，历史上，地域偏见始终是人类社会的顽疾，而疫情犹如放大镜，将这种倾向急剧放大，从2020年初的“武汉病毒”污名化，到后来对东北、新疆、云南等地的周期性排斥，地域标签随着疫情热点轮换而转移，成都此次成为焦点，不过是这一模式的再次上演，心理学研究表明，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恐惧时，往往会通过简化认知来获得控制感——将复杂风险归因于某个具体群体或地区，成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，但这种简化付出的代价，是社会信任的流失和群体对立的加深。
疫情防控中的“污名化”现象，折射出公共治理中的深层次挑战，病毒传播的不确定性要求快速果断的应对；粗糙的一刀切政策可能带来不必要的社会成本，南京机场对成都旅客的劝返，无论其具体执行细节如何，在公众认知中已经成为一种象征——象征着基于地域而非个体风险程度的差别对待，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，它可能背离科学防疫的初衷，演变为一种官僚主义式的避险策略：宁愿“错杀”不愿“错放”，真正的精细化防控，应当是基于个体行为轨迹和风险暴露史的科学评估，而非简单粗暴的地域归属。
面对地域标签化的挑战,我们需要构建更为精细化和人性化的防疫语言体系，政策的表述方式、执行过程中的沟通艺术，往往决定了公众的接受度，与其简单宣布“成都来客一律劝返”，不如表述为“根据当前风险评估，建议有成都旅居史者暂缓行程或接受相应检测隔离”，语言的转变背后，是思维的转变——从对立排斥到合作共治，从简单粗暴到细致入微，一些地区的成功实践表明，透明化的风险沟通、标准化的流程设计，能够有效减少公众的恐慌和排斥心理。
疫情防控不仅是一场医学战斗,更是一次社会信任的考验，成都旅客在南京机场的遭遇，提醒我们警惕防疫中的“懒政”思维和地域偏见，真正的防疫韧性，不仅体现在核酸检测能力和医疗资源上，更体现在社会的凝聚力和互信度上，当我们能够超越地域标签，基于科学和事实做出理性判断，当我们能够在防范病毒的同时守护人的尊严，我们才真正构筑起抵御疫情的坚固防线。
疫情终将过去,但如何避免地域偏见成为社会记忆中的伤痕，如何将这次考验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，值得我们持续思考，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，任何地区的风险都不应被简单标签化处理，构建一个既安全又有温度的社会，需要每一个决策者的智慧，也需要每一个公民的理性参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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