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年秋日某个午后,我站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锈迹斑驳的铁门外,目睹一位老人与保安的无声对峙,老人颤抖的手攥着四十年前的毕业证书,象牙白的纸页在秋风中哗啦作响,仿佛诉说着一个被时代碾碎的契约——“校友终身可返校”的庄严承诺,如今被一句冰冷的“疫情防控,外人莫入”击得粉碎,那道电动栅栏不仅分割了空间,更割裂了时间,将记忆与现实残忍地剖开,高校之门何时从象征性的知识通道变成了需要指纹、人脸识别和审批流程的数字集中营?在这场以安全为名的伟大退却中,我们失去的远不止是踏入校园的权利,而是一种文明赖以生存的开放精神与知识尊严。
高校的高墙化并非疫情时代的独创,而是技术官僚主义与风险洁癖共谋的漫长进程,追溯至2010年前后,中国顶尖高校已开始系统性安装门禁系统,将原本融于城市肌理的“无墙大学”改造为戒备森严的智能堡垒,至2021年,这套机制在防疫名义下获得了终极合法性——南京大学此时实行着堪称严苛的双重审批制度:校外人员需由校内人员提前申请,经所在单位与保卫处双重核准,并提供健康码、行程码及核酸检测阴性证明,知识圣殿变身为比机场安检更繁琐的禁区。
表面上,这是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临时措施;实质上,这完成了高校治理者梦寐以求的绝对管控乌托邦,安全从手段异化为目的本身,高校主动拥抱了自我隔离的宿命,将自身囚禁在数字化环形监狱之中,每当一个社会将“绝对安全”供奉为至高神祇,它就必须向利维坦献祭自由与开放性作为燔祭。
高校的封闭性背叛了中世纪大学的原始精神,博洛尼亚、巴黎大学的雏形正是学者自发组成的知识行会,它们生于开放交流,成于跨界碰撞,现代大学固然需要秩序,但当行政逻辑彻底压倒了公共性,当门禁系统取代了石阶迎客,大学便在哲学意义上死亡了——它或许仍是高效的知识生产工厂,却不再是启迪民智、孕育批判的文化广场,哥廷根大学没有围墙,其学者宣言“世界即我们的课堂”;那无法踏入的南京大学校园,是否正在精神上背叛了先贤陶行知“社会即学校”的教育遗训?
更令人心悸的是高校封闭性对社会认知结构的重塑,被排除在外的不仅是怀旧的校友和好奇的青少年,更是普通市民接触前沿知识、参与公共辩论的机会,大学本应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非官方公共领域,是思想交锋的市集,当铁门落下,我们失去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赖以存续的认知纽带,得到的是日益极化的信息茧房和精英与大众之间逐渐扩大的鸿沟,知识被隔离、被私有化,成为仅供特定人群消费的奢侈品,这或是高校围墙最深的异化——它生产着不平等。
值得追问的是:2021年的门禁政策中,究竟多少是科学防疫的真实需求,多少是行政惰性的惯性的延续?当商场、影院乃至菜市场均已恢复开放,为何大学仍自闭于高墙之后?其背后或许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治理逻辑:开放意味着风险、混乱与额外工作量,而封闭则保证了秩序与行政便利,这何尝不是一种懒政的终极形式——以安全之名取消一切潜在麻烦,哪怕代价是阉割大学的灵魂。
站在2023年回望,2021年的高校封闭政策已逐步松动,但精神伤痕难以迅速愈合,南京大学及其他中国高校面临的历史拷问并未消散:大学之“大”,究竟在于大楼之高、围墙之固,还是在于心胸之广、视野之远?真正的学术殿堂不应需要物理屏障来确立权威,它的光芒应源自思想的勇气与开放的气度,唯有当知识重新流动于校园与社会之间,大学才能找回它失落的尊严——不是作为被瞻仰的堡垒,而是作为照亮世界的灯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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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本篇文章《2021年南京大学现在能进吗知乎/2021年南京大学现在能进吗》能对你有所帮助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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